当年活捉蒋介石的孙铭九营长，在西安事变结束后：解放后怎样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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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六〇年二月，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的任命制参事名录里，多了一个名字：孙铭九。

二十四年前，他还是张学良身边的卫队营营长。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，临潼华清池枪声响起，东北军行动队冲进院内，蒋介石从住处逃往骊山方向。

多年以后，人们说起“捉蒋”，总会提到这个年轻营长。

可名单上那三个字，并不只连着功劳。

也连着一桩血案，一段投错阵营的旧账，和一个人后半生怎么重新站住脚的问题。

孙铭九出生在辽宁新民，年轻时入东北军。

张学良身边需要能跑、能打、能执行命令的人，他正好在这个位置上。

一九三六年春，张学良同中共方面秘密接触，孙铭九随行做警卫。

他后来回忆，四月九日那天，他在延安一处天主教堂外守着门，看见几位红军领导人走来。

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。

屋里谈的是东北军、红军能不能联合抗日，屋外的孙铭九还只是随从参谋。

可他心里明白，张学良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只听南京命令的少帅了。

东北军丢了东北，士兵背井离乡，却还被调到西北打内战。

这口气，很多人咽不下。

到十二月，蒋介石到西安，继续部署“剿共”。

张学良、杨虎城多次劝谏无效，决定兵谏。

孙铭九接到的任务很直接：带卫队营参加临潼行动，扣押蒋介石。

这一步踏出去，就没有回头路。

十二月十二日凌晨，华清池外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头行动。

孙铭九所在的卫队营，是执行捉蒋任务的重要力量之一。

枪声一响，院内乱了。

蒋介石没有在卧室里等着束手就擒，而是逃到骊山山坡一带。

搜山、包围、押回，整个过程很快成了震动全国的大事。

孙铭九一夜成名。

可他很快发现，抓住蒋介石只是第一关，真正难的是怎么收场。

张学良、杨虎城提出八项主张，核心是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。

中共中央从民族大局出发，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。

周恩来到西安后，局势开始往谈判方向走。

不少东北军少壮派想不通。

他们担心放蒋回南京，等于放虎归山。

孙铭九也在这个情绪里。

周恩来反复劝他们，杀蒋会引发新的内战，争取蒋介石抗日，才有利于全国抗战。

孙铭九后来回忆，周恩来到西安后，张学良向他说明自己兵谏的本意：抓蒋是为了逼蒋抗日，只要蒋接受主张，就放他回南京。

这话听着明白，做起来却很难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。

消息传来，孙铭九赶去找周恩来。

周恩来问：“ 几时走的？

” 孙铭九答：“ 有十多分钟了。

” 周恩来又问：“ 现在有没有汽车？

” 他们赶到机场时，飞机已经起飞。

这一幕，成了孙铭九后来反复提起的转折点。

张学良去了南京，随即被扣押。

西安城里，东北军内部一下子炸开了锅。

有人主张军事营救张学良，有人主张稳定局面、避免扩大冲突。

裂缝越来越大。

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，东北军少壮派发动变乱，王以哲遇害。

孙铭九在回忆中承认，他们“激于一时的气愤”，打死了这位东北军将领。

这不是功劳。

这是代价。

王以哲一死，东北军内部更难收拾。

孙铭九知道自己惹下大祸，去向周恩来请罪。

他跪了下来。

周恩来把他拉起来，对他说：“ 不要这样子，认识了错误就好了。

” 随后，为避免事态扩大，孙铭九离开西安，被护送到陕北红区。

短短两个月里，他从“捉蒋”的执行者，变成东北军内部冲突里的肇事者。

往后的路，更弯。

抗战时期，孙铭九一度进入汪伪政权系统任职。

这个选择，给他一生留下难以抹去的污点。

他原本参加兵谏，是要逼蒋抗日；

后来却卷进伪政权。

这个反差，才是孙铭九身上最刺眼的地方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没有再回到军队。

他留在上海。

一九六〇年二月，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命制参事名单中出现“孙铭九”。

后来，他还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，并成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这不是让旧账消失。

而是把一个复杂历史人物放回到现实工作里，让他在新身份中继续接受历史的审视。

一九七九年，年过七旬的孙铭九在上海接受访问，谈起西安事变和周恩来。

他讲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机场追张学良，也讲到二二事件后自己向周恩来请罪。

有些事，他绕不开。

访问快结束时，时针已经指向五点。

记者起身准备告辞，这位老人已经谈了整整三个钟头，还在继续讲西安那些旧事。

二〇〇〇年，孙铭九在上海去世，走完九十余年人生。

留在纸面上的，是两个并排的孙铭九：一个是华清池行动中的卫队营长，一个是一九六〇年二月上海参事名录里的老人。

中间隔着二十四年，也隔着一个人所有的选择与代价。

特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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